1949年10月1日,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,有几位在战场上撑起半壁江山的指挥员,并没有站在城楼上。徐向前在青岛海滨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里,守着一台从太原战役中缴获的老收音机,听完了开国大典的实况。 他住的那间屋子,离海很近,但头疼发作的时候,海浪声也变成了一种折磨。一年之后,朝鲜战争爆发,中央点将入朝,最先被想到的几个人,一个接一个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起身。那场战争如果再拖下去,拖到1950年才动手,摆在面前的就不只是战场上的对手,还有一份接一份的病况电报。 徐向前的身体,在1948年打晋中战役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需要躺在担架上指挥的程度。晋中的夏天酷热,他常常是在担架上发指令,肋膜炎造成的胸部积水让他连翻身都吃力,高烧退下去又烧起来,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。 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打到1949年4月,围城的时间拉得很长,他的病情在围城期间进一步加重,呼吸困难,消化功能也垮了,吃不下东西,睡不了整觉。中央多次催他回后方休养,周恩来专门派了两名医生赶到前线,他硬撑到太原城破才离开指挥位置。 1949年6月,他带着夫人、孩子和几个警卫人员上路,打算去青岛。走到石家庄,潍河大桥被炸断了,过不去,只好在石家庄住了一个月,等桥修好才继续走。 7月中旬到了青岛,住进山海关路17号,一座依山傍海的小院。刚到青岛就遇上台风,加上青岛解放才半个多月,街上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他在那里住了下来,头疼发作的时候,疼得在床上打滚,脑盖骨像要炸开一样,并发的呕吐让他连水都喝不进去。 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,他是代表,人没有到。10月19日,他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参谋长,任命书到了青岛,人却起不了身。总参的日常工作,从第一天起就落在了聂荣臻肩上,聂荣臻代理了一段时间,累得晕倒在办公室里。 淮海战役期间,他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,美尼尔氏综合症就是在那之后被引发出来的,战役打完了,病根也落下了。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,毛主席点将,要粟裕担负入朝作战的指挥任务。粟裕没有推辞,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态,向毛主席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别的同志。毛主席仍然坚持要他去。 他着手选配指挥部的参谋和通信班子,调查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,建议调三野第九兵团参战。他说过一句话:“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,我就不能推辞了,我还是要去。”但病情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 到了7月,他不仅难以坚持工作,连左右环视都做不到,不得不请假去青岛治疗。7月14日到了青岛,休养了半个月,病情仍不见好转。 8月8日,毛主席给他回了一封信,信里写“病情仍重,甚为系念”,让他安心休养,直至病愈。一个被放在攻台和入朝两个重大任务交汇点上的人,就这样被身体按在了病床上。 林彪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,1950年初回到北京的时候,身体已经撑到了尽头。他的司机楚成瑞后来回忆,林彪长期失眠,头痛起来头直晃,要用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,怕光、怕风、怕冷怕热,房间里挂三层窗帘,白天进去都要打手电筒,手电筒的光还要用布蒙上。 因为怕光,屋子里没有灯,只留一个台灯看体温表,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,只留一道缝。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子,开始盖被罩,半夜换毛巾被,早晨五六点换毛毯,换的时候要把新被子卷成卷放在脖子底下,一点一点地撤旧的、放新的,不能让他冻着。吃饭、解手都在床上,怕的东西更多,怕光,怕水,怕风,司机走路走快了,他说“你有风”。 1950年3月,他经批准离开前线回北京治疗。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候,他还在病中。入朝的人选最初考虑过他,四野的部队熟悉,东北的寒冷环境他也适应,但身体状态让他连出行都困难。 军事科学院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在讨论挂帅人选时写得很清楚:最初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,后来改为彭德怀,不是因为别的,而是因为“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,不能挂帅出征”。林彪在1950年9月去了苏联治病和疗养,1951年10月才回国,入朝作战的窗口期,他是在病床上和疗养院里度过的。 五个人里面,彭德怀是1950年唯一一个身体状况还撑得住前线指挥的人。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病。西北战场的风餐露宿给他落下了胃病,后来在朝鲜的矿洞里,胃肠炎和痔疮反复发作,大便出血,左额上还长过肿瘤。 刘伯承比彭德怀大六岁,右眼早在1916年攻打丰都时就打没了,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一直不好。1950年中央考虑让他出任总参谋长,他自己推辞了,话说得很实在:“我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还是去办军事学校合适,当教书先生吧。” 他给中央写了信,请求辞去行政职务,去筹建陆军大学。一个遍体弹痕、只剩一只眼睛还能勉强看东西的人,去办学校,比坐在总参谋部里日夜盯着地图和电报,要合适得多。 入朝挂帅的选项,从林彪转到粟裕,从粟裕又转了一圈,最后落在彭德怀身上。这不是一个从容的挑选过程,而是一个排除的过程:能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人本来就不多,身 体 还能站到前沿指挥所里的人,更少。 1